“他说他梦到自己在梦中醒来。”
“他在西西里，某个海滩上。”
“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他告诉我他认得那些景，认得他周围的环境，那就是西西里。”
“我问他是否去过那里，旅游或者别的什么，在那里发生了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他的回答是没有，他甚至没有出过国。”
这是我的朋友，一个心理分析师，在市中心广场大转盘的东北角，一个写字楼临街的一层，右手尽头的几间办公室，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店。他要价不低，所以即便是某个休息日在酒吧里喝着他面前的干邑，穿的也是价值不菲的西装。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会去做这行？”我帮他付了酒费，给自己要了一杯柠檬水。他们都说酒让人放松，我却不想脱离紧绷的神经，这样紧张但却平稳的状态正是我此时工作中求之不得的。
“你知道的，”他喝了口酒，鼓了鼓腮，赞叹地向调酒师竖起拇指，“现在，生活节奏快得要命。”
“人们真正要的不是堆成山高的工资，”他弯腰拿手比了比从地板到吧台的高度，“也不是上司的器重带来的公务和繁忙的奔波。”他又从胸前的口袋里拉出一张机票——过几天他要去柏林参加一个研讨会。
“他们要的是安宁，”他指向我的胸口，往左倾斜几寸，“心灵的安宁。”
我盯着他有些深的过分的抬头纹，打开他的手去拿我的柠檬水。他说得对，可这简直太官方了，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能摆出一副架子上台演讲的价值观追求，我想听听别的，哪怕只是他一阵沉默过后说的“因为我喜欢这个”。
他很显然看出来了，我的想法——当然能看得出来，否则他就对不起那张躺在他办公桌上的专业资格证。
“好吧，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他缩回手去，转着他手里的玻璃酒杯，里面半杯透明液体晃晃荡荡，攀上杯口，离洒出来却总差一点。所以我一直在盯着他的杯子，不知道如何接话，又想看看那只可怜的杯子会在什么时候被转飞出去，把他心爱的白兰地甩到调酒师的工作台上，甚至调酒师白衬衣的领口，留下些不那么体面的污渍。
然后调酒师可能会笑着继续他的工作，或者骂骂咧咧的——但那样也还得继续工作，他会不会冲上来扯住这个混蛋的衣领，在舞台晃过来的酒红灯光里把他的脸也揍成酒红色。拜托，现在已经2019年了。
“你走神了。”他不知道何时停下了那玩把戏一样的动作，我把自己从黑帮电影里上个世纪某老酒吧中拉出来的时候，他手里的酒杯早就安稳地立在那里，液面也静止，杯沿还挂着唇印，就好像刚刚他什么都没做一样。
“抱歉。”我动了一下，感官重回到我身体里，然后我意识到我手里的柠檬水已经发凉了。
他把水壶递过来，我添了点水。
“最近有点累吧。”他问我。
“其实还好，”我停顿了一下，“也许是有点，但我喜欢这种状态。”他可能又把他治疗病人的那一套用上了——他刚刚把一个空饮料瓶扔到手边的垃圾桶里，所以我没打算隐瞒，事实上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也是这样的，”他笑起来，好像在为他刚刚的引导动作道歉，或者别的什么，“就像我刚刚跟你说过的那位在西西里岛醒来的先生，为了找到这种梦境的根源，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种大师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这也是我接受这个邀请的原因之一。”他拍拍他的口袋。
“我觉得那是...”我张嘴想说话，但只说了几个字。
他接过我的话，“那是什么集体潜意识，藏在全人类精神世界底部的殿堂根基，我们不同的意识未曾将它们同化，它们在许多地方都寻求着表达，比如梦里，是吗？”
我点头，那正是我想说的，他甚至说得更饱满和完整。
“虽然荣格在东方世界总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但也仅仅是在某种价值层面相契合，我不认为他能解决这个。”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或者这件事足够深刻和能引起重视，我可能会再写点什么来做分析。”
他之前已经写过许多，有些在专业杂志上，有些出版成书，我的书架上甚至还有两本署着他的名。
我沉默了一会儿，这个徜徉在地中海的先生总让我想起西西里岛上西庇阿的雕像和罗马城里的狼孩儿。海天相接的地方我已辨不清虚实，金斑点染的海平面又投射进蓝天，于是云也沾上了大地的味道，我分不清是日出还是日落，只是在甲板上远远望着，望到了我的过去和我的时间，望到了几千年。火光和星光交错着，我辨不清天地，甚至我自己。
“我明白了。”我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但我看到他笑了，喝完了杯里的酒，朝我点了点头。
“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平衡，”他站起来，搭上我的肩膀，“无论在什么方面，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一种平衡，家庭，工作，学业，社交，梦境与现实，甚至是生与死。”
晚上十点四十二分，我回到家。他在离开的时候给我留了一瓶凯撒，我的手指在拉环上摩挲了许久。我没有将它扣紧拉起，也没有把它扔到厨房的角落，我把它放进冰箱——我总会需要它的，不是吗？
我晃动鼠标唤醒电脑的休眠，上面正是我走前留下的半份失误分析报告。